摘 要:民主的传统思路是公民结成组织进行自治和自理的一种政治形式，它意味着民众的认同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而在现实的发展中，现代民主治理形式与传统思路出现了妥协与偏离，而网络问政的出现有助于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延伸民众的话语权，促进官民之间的有效沟通，从而使得民意的表达更积极更畅通，更易被公权力所吸纳，使民主回归传统思路、回归大众化的权力的理念。
关键词：网络问政；网络民主；参与式民主；代议制民主；政民互动；电子政务
一、现代民主治理形式与传统思路的妥协与偏离
民主制的原型发源于古希腊等地。在古希腊、雅典的城邦，崇尚一种公民积极参与和自我管理的观念，全体公民聚集到一起，讨论、决定和制定法律。近代以来，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西方启蒙学者，基本上沿袭了古希腊、雅典的民主理念，将民主看作是人民大众的权力，认为民主即公民结成组织进行自治和自理的一种政治形式。尤其是卢梭提出了著名的人民主权的原则，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主权，就是人民大众享有国家权力。这种“主权在民”的思想在近代社会契约论者的眼中几乎成为共识。正如梅里亚姆所言：“人民是一切正当政治权利的基础这个命题在当时简直没有争论”。密尔也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与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1]43”。“纯粹的民主制观念，是具有平等的代表权的全体人民治理的全民政府[1]101”，由此传统的民主思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不同背景和属性的人们在议会或公共会议场所集会，并“通过政治的互动作用来表达和交流他们对善的理解[2]”，它意味着大众化的权力，意味着“人民的统治”，即由政治共同体中同等自由的成员来进行公共决策，它的实质在于有效的沟通，而民众自由的表达与直接参与是传统民主思路得以实现与发展的基本保障。
尽管传统的民主形式是理想的政府形式，但由于地域与人口等条件的限制，近代民族国家以代议制民主取代了传统思路中的大众参与式民主，因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1]55”。当然，代议制民主并非是真正理想的政府类型，它的产生实质上是个体对现实妥协的结果。密尔认为，假如现代国家能够建立一种所有人都能亲自参与的政府，那他一定比代议制政府更为理想，代议制政府至多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因而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从来没有间断过，主要认为它是一种初级的民主，是一种因直接民主一时不具备实现条件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凑合的权宜之计，它不能也不可能体现人民主权的实质。代议制民主的内涵是人民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然后通过法律实施管理。这种制度最明显的缺点就是民众只有选举代表的权利，而对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却不能直接参与决策，这种间接有限的民主治理形式必然会导致某些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不管是谁只要有人被排除在自由以外，被排除者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其余的人所得到的保证，并且他们在为他们自己以及社会的福祉发挥能力方面所具有的活动余地和所得到的鼓励就比未排除在外要少了[1]47”。
尽管代议制民主充满了妥协和无奈，但仍不失为一种个体优先于政治的制度设计，它至少可以使个体的公民权利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而问题是随着民主制的不断发展，现代民主似乎连代议制的底线也未能保持，公民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呈现为倒置的状态：作为个体手段的政治，越来越把个体变成了手段；作为公民行为的政治，越来越变成公民无法控制和反而被其控制的力量。加滕节指出，现代政治越来越“意味着一种倒置状态的出现，即本来作为人类行为的政治，已经变成了人类不仅无法控制反而被其压倒的力量[3]”。现代民主的发展越来越偏离其传统思路。
二、网络问政促使了民主传统思路的回归
正是由于现代民主发展与传统的思路出现了很大的偏离，人们越来越渴望传统民主思路的回归，要求民主重新回归为“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的理念，这必然要求民众对政治的自由表达与高度参与，要求官民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良性互动。网络问政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现实基础。托夫勒夫妇在他们的著作《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认为，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就公共问题直接向政府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半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将代替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
（一）网络问政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
网络问政激发了民众的参与政治的热情，促进了民众参与的自主性与自觉性，为民主传统思路的回归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要让民主真正回归为“人民的权力”，政治参与就理应是多数人的参与，而由于传统参政形式的单一，以及受地域、时间、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许多享有参政权利的公民没能真正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另外代议制民主的间接、有限性也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不高，从而使得政治参与缺乏广泛性和普遍性，甚至出现政治冷淡的常态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k8凯发的技术支持，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的及时性和无限量的特性，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同时使用同一来源的信息资源，这种获取资讯的快捷性和信息丰富程度，深刻改变了民众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刺激了民众的参与意愿，提升了民众的参与能力。
首先，网络问政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方式，刺激了民众的参与意愿。网络的出现使民众的参与摆脱了时空阻碍与政治控制，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民众参与渠道和手段的限制，使民众能够快速、实时地参与政治，人们可以通过电子投票、电子公告板、电子邮件、政府k8凯发主页、社区论坛等有效途径和手段参与政治，使得参与成本迅速降低，参与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从而提高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兴趣，促进了民众参与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另外，网络问政引发的革命提升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网络问政的突出特性就是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广场”，重现了传统民主中“广场政治”的某些要素，从而使民众可以聚集起来就涉及他们普遍利益的问题进行自由、理性的对话和辩论，进行积极的参与，在对话与参与的过程中，培养了民众对集体或公共问题的关心，保持了民众对政治过程持久的兴趣，增强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观念，从而形成一种有足够知识能力与独立个性的公民。
由此可见，网络问政带来了民众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的极大转变，调动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潜力，从而为民主回归“大众化权力”的传统思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哈耶克认为的“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4]。”
（二）网络问政延伸了民众的话语权
网络问政延伸了民众的话语权，促进了民众的自由表达，为民主传统思路的回归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要真正实现民主传统思路的回归，必须赋予民众自由的话语权，民众的自由表达是民主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民众要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就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表达渠道，网络问政的出现为民众的政治表达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和渠道，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表达的平台。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公开性与隐秘性，使人们可以隐藏真实身份，不受现实世界的束缚，真正表达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从而为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诉求提供了一个表达渠道，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得到充分的展现。
网络问政不仅能够为民众拥有平等的表达权、发言权创造条件，而且加强了民众的理性意识与包容意识，网络问政倾向于建立较为包容、平等、公正、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鼓励立法和决策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讨论，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公开自己的偏好和理由，尊重他人的意见，以求达成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共识，从而培养了民众对于不同观点的认识和分析能力，并极大地延展了公共空间。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概念。“公共空间”是指在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可以就关系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进程。借助于网络这个“公共空间”可以将具有平等地位的“私人”个体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公众”的话语平台，促进公共决策与舆论监督，使政策的制定中体现协商民主的理念，使社会和国家政府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释放与应用，从而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理性的”权力、“大众化的权力”，实现理念上“人民的统治”。可以看出，网络问政所带来的民众自由表达推动了协商民主的实现，推动了民主回归其传统思路。如瓦格拉斯所言“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在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三）网络问政搭建了官民对话平台
网络问政搭建了官民对话的平台，促进了官民的有效沟通，为民主传统思路回归提供了现实基础。
首先，网络问政改变了传统的政府模式，使民众与政府更容易沟通。网络改变了工业社会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减少了管理层级，削弱了官僚等级制，使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使得平民与政府官员更易沟通。借助于互联网，民众甚至可以直接与国家元首进行沟通，自由交谈。
另外，网络问政改变了官员的执政方式，使他们能以更加平等的方式与民众交流，以更加开明的态度对待民众的意见，官员可以通过上网，或直接在网站上开博客，或利用网络述职、评估考核等方式与民众互动，可以利用网络问政的方式征求网民的意见与建议，阐述政府政策，汇报政府部门的工作，回应网民质询等。
网络问政所带来的这些政府与民众互动的便捷，使得政府决策能吸收民智、体现民意。网络问政会将与公民相关的政策和立法等制度方面的内容反映给广大民众，而民众在积极参与和讨论中形成公共舆论也可以通过网络迅速反映出来，这种舆论反映了不同个人、团体、组织等对于相应政策的看法，代表面广，公共性强，使得政府在决策中不能忽视这种舆论。在这一过程中，网络传媒实际上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力量，将公共舆论及时地反映到民主政治决策中，使公权力在运行中能更民主理性，使民主在国家和各团体之间的博弈和协商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可以看出网络问政意味着民众与政府、民众与官员、民众与决策，乃至民众与整个国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建立起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重新调动了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责任，而且强调政府对民意重视程度的质的提升，也就是政府与民众通过不断沟通和对话，使各方都能了解彼此的立场，进而把私利提升为公利，从而使民主真正回归为人民大众的权力，回归民主的传统思路。
总之，网络问政的出现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延伸了民众的话语权，促进了官民之间的有效沟通，出现了畅通的网络民意和理性的网络民智，这些因素被公权力所吸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策制定中民意的提升，从而使民主回归传统思路，权力回归大众化。而我们在提倡民主传统思路回归的同时，也应该防止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虽然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是“同根生”，他们都将平民大众作为民主政治的主体，都认为民众的认同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但两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网络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平民化的思潮运动，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它具有反制度、反精英、反权威的特点。传统民主思路的回归是一种民主理念的追求和民主本质的体现，它在强调大众化的权力、“人民统治”的同时，并不反对政治精英的作用，只强调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真正体现民意，真正注意对民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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